【智能与法】刘永谋：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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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对技术治理的成见，将技术治理等同于总体主义、机械主义、极权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机器乌托邦。这种成见的形成与当代西方社会敌托邦科幻文艺流行、激进技术治理者的高显示度和反科学思潮兴起有关。必须破除技术治理的西方成见，建设性地研究和推进技术治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技术治理实践沦为机器乌托邦的危险。

Henry John Sylvester Stannard

  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

文 /   刘永谋

  五、破除技治成见

技术治理是不是如西方成见所认为的等同于机器乌托邦？机器乌托邦属于技术治理的一种可能模式，但技术治理与技治主义并非只有机器乌托邦一种可能模式，而是存在很多差别迥异的运转模式。这一点早为历史经验所证明。如前所述，北美技术治理运动“双雄”斯科特和罗伯的技术治理理想有很大的不同，罗伯所主张的技术治理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实际上，绝大多数技治主义者认同技术治理的改良模式，积极与既有政府合作，努力用专业知识逐步改善社会公共治理的水平，许多技术治理尝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典型的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而激进的“工程师革命论”的支持者寥寥无几，公开全面支持“机器乌托邦”的技治主义者更是闻所未闻。温和技治主义者所提出的技术治理的运行模式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波普尔呼吁渐进的社会工程，罗伯拥护能量券和社会测量两项措施，加尔布雷思等人更注重计划治理，普赖斯强调智库的分离和独立。总之，历史上技术治理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

从理论上说，技治主义之所以种类繁多、观点歧义，就在于对技术治理两条核心原则（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别。科学管理原则主张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社会运行，但对何为科学原理、技术方法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维也纳学派以降的科学哲学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不仅学术界，社会流行科学观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在百年间也发生了变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不同，必然导致对科学管理的理解不同，比如机械主义科学观可能导向技术治理的机器乌托邦，自由主义科学观可能走向如罗伯所期望的以技术治理为基础的多元社会，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指导下的技术治理必然要为工人阶级服务。专家政治原则主张由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来掌握政治权力，但对何为专家、专家如何掌权同样存在很多种不同的观点。今天社会科学越来越自然科学化，管理学等社会技术日益受到重视，人文学科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如最近兴起的数字化人文科学（digital humanities）、实验哲学等就佐证了这一点；接受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越来越不止于自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计量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规划专家、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专家等越来越被视为科技专家。而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比如中国，“专家”一词实际与传统“士大夫”观念相对，几乎囊括了所有接受现代西方系统教育的专业人士。至于专家如何掌权，技治主义者理解更是差别巨大。总之，理论上技术治理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

必须破除机器乌托邦的成见，避免谈技术治理而色变，而是要客观地评价技术治理，以建设性的态度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技治主义，结合实际吸收技术治理的某些有益措施，建构合理新模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服务。奥尔森通过对20世纪技术治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说明了技术治理在20世纪提高公共治理效率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居功至伟。特别是他有理有据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治理仍然为美国政界重视，并总体上推动了美国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他指出技术治理趋势也导致了某些问题，这与美国民众的反技术治理情绪流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美国科学政治学的开创者D.K.普赖斯在其名著《科学阶层》中，通过对美国宪政具体运转的详细剖析，也表达了类似的判断。

然而，技术治理社会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机器乌托邦？从百余年技术治理的实践历史看，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苏联、拉美、新加坡和菲律宾，机器乌托邦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实现中出现过。但从理论上说，最极端、最激进的技治主义主张的确存在走向机器乌托邦的可能。因此，破除技术治理西方成见的同时，必须认真地思考如何避免技术治理在实践中滑向机器乌托邦。实际上，机器乌托邦观念本身为避免歧途指出了方向。

首先，要反对总体主义，反对全社会范围内的宏大社会工程，可以尝试一定范围、可反馈调整和逐步前进的社会工程。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以及J.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等对国家主义的总体化乌托邦社会工程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批评是：宏大乌托邦工程至大无外，不允许对预想的理想社会蓝图进行质疑和纠错，而是对异议者实施暴力压制甚至肉体消灭。这种情况在20世纪并非没有发生。历史经验说明：至大无外的整肃往往发生在封闭孤立的社会当中，而对外界保持开放、沟通和全球化的社会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总体主义冲动。从理论上说，总体化乌托邦社会工程要想实施，首先就必须对乌托邦的边界有清晰的划定。传统乌托邦往往构想，地理环境的隔绝，这更多的是一个隐喻，实际就是要求清晰的权力控制边界，这在对外开放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其次，转变对科学技术的机械主义理解，进而消除对技术治理措施简单、机械甚至粗暴的运用，增进对科学技术的人文主义理解。实际上，把人和自然都视为机器的极端的机械主义科学观，早已不再是当代社会一般科学观的主流，比如对科技产品（典型的如Iphone手机）的美学认可，但简单粗暴的社会治理思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是“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现象还很普遍。这涉及社会一般科学观的塑造，要重视科学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努力，尤其是要批判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思潮，走向一种更为全面、客观和结合具体情境的科学观。就技术治理建构本身而言，必须在理论和制度上设置必要禁区：技术治理不得介入社会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改造或控制，必须将政治理解为集体事务的议决和执行，而非权力的攫取和掌控。文化和教育必然改造本真的人，但这种改造是多元化和自我选择的，而普遍化的科学技术若用于改造个体，必然会导致彻底齐一化、标准化和机械化（《瓦尔登湖第二》的危险就在于此）之后的崩溃或疯狂，如《美丽新世界》中“野人”最后自杀身亡。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并不长于处理个体的身心问题。总之，政治科学化并不意味着个体标准化。

再次，要警惕极权主义，防止科学技术为权力所俘获，成为专制者极权统治的工具。技术治理与自由、民主并不必然冲突，比如技治主义者罗伯同时是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者著称的波普尔并不反对渐进的社会工程，而美国、法国、挪威等民主国家实施技术治理的经验说明了技术治理可以在民主制下兼容。奥尔森指出，技术治理在世纪之交有明显缓和的趋势，试图通过制度重构、技术评价（TA）、负责任研究和创新（RRI）等技术民主形式逐渐与民主制融合起来，当然，对抗模式仍然存在。但是，从宏观制度设计上，防范技术治理与极权主义一体化至少有三个大的方面必须注意：一是分权制衡，专家与政治家的政治权力在制度上要分立，相互牵制，避免两者完全合流而共谋；二是限制专家权力，专家掌握政治权力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最终决策权力仍应交给民主决策，将专家政治限制在民主制之下，避免精英政治对民主和自由的威胁；三是多元化权力机制的培育，即避免整个社会政治权力一支独大，而是与其他权力如学术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等多元共存，相互平衡，而专家只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如《美丽新世界》中的主宰者所言：“科学的每一个发现都有潜在的反动性，甚至科学有时候也必须被视为可能的敌人”，也就是说，极权者要把科学技术变为统治工具，必须阉割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本质上是革命的力量。因此，维护健康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时意味着规避极权主义的危险。

最后，防止经济至上的观点，防止技治主义的效率目标代替整个社会的目标，让技术治理为更高的社会目标服务。不可否认，技术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效率，技治主义关注的重点是以经济和行政为核心的具体社会事业，这也正是它的长处所在，技治主义者基本上都主张政府要参与工业生产和消费的管理。事实上，很多技治主义者都与斯科特和罗伯一样把政府视为某种工业联合体，主张技治政府职责主要集中于有限的经济职能。这实际上说明了，技治主义目标有限，主要集中于实现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对文化、教育和宗教等事业关注不多，并非都是如凡勃伦主张的总体社会规划方案——他主张的是建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技术治理可以设计成为局部的制度安排，为更高的社会制度服务，而不能作为社会整体制度安排，否则必然使全社会陷入经济至上、效率至上和GDP至上的偏颇之中。

技术治理在全球的推进，已经表现出它在提高公共治理和行政活动的效率方面的显著优势，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对待技术治理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要抛开成见，深入研究，合理应用，发挥长处，避免风险。一定程度的技术治理实际上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政治活动的显著特征，这是被多数技治主义批评者所忽略或罔顾的既成事实，在这种状况下一味地否定技术治理，主张彻底铲除技术治理，不啻于逃避问题，完全抹杀了技术治理的正面价值。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尤其是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相继到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技治主义者提出的丰裕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完全可以满足人人美好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如何科学地改良既有社会制度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避免生产力高度发达与更多人陷入贫困享受不到科学技术的好处并存的矛盾状况呢？尤其是可以预见，AI技术推进取代大部分人类劳动之后，上述矛盾会变得愈加尖锐，而技治主义的观点是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的。

中国公众对技术治理的态度，远比欧美发达国家要宽容，类似“机器乌托邦”的观点并不流行。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一经兴起，受到很多学者和媒体的青睐，南京政府也曾尝试过一些专家政治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改革开放之后，发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空间和政治话语权，实施科学行政和科学管理，事实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定程度、某种形式的技术治理可以说是中国过去40年间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和技治主义者主张的渐进式社会工程符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主张国家调控经济以及计划和市场并行的等战略措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原则并不相左。尤其是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工程从业者、工程师以及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急剧增长，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大型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令举世震惊，开始向外输出先进的大型工程经验如水电站和高铁建设等，海外更有人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归之为专家治国战略……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了：工程师与大工程建设活动在当代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再看技治主义者主张的“工程师治国”，颇有启发意义。因此，中国更应该避免成见，深入研究技治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指导下一定程度上推进技术治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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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ngmou Liu.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yies and Pro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5(43).

[2] Richard G. Olson.Scientism and Techn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Science Management.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pp86-105.

[3] Don. K. Price. The Scientific E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刘永谋：《论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1）。

[5] Richard G. Olson. Scientism and Techn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Science Management. New York,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6, 160-174.

[6]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21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LIU Yongmou. “The Benefit of Technocracy in China”.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1).

文章来源：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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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John Sylvester Stan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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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雨硕